摘要：文化是普遍性本质规定与特殊性实存形态的统一，在冲突与融合中使人类走向更大的共同体。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过快速发展之后，弊端日益突出，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挑战现代西方文明。中国首倡携手同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新秩序建构与文明新发展做出了中国判断，提供了中国方案。绵延久远的中华文明积淀蕴含着深刻的共同体思想与生活智慧，能够有效平衡西方文化主导下的现代病。中华优秀文化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价值支撑，提供新思维，奠定良好心理基础。
关键词：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文化
作者简介：1.郑永扣，男，郑州大学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研究；2.方兰欣，男，文化学博士，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文化、价值与人研究。
人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结成不同层次的人群共同体。特定共同体中的人们拥有大致相当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与社会心理等。文化既受制于特定的共同体现实，又在影响着共同体的未来。本文尝试梳理文化与人群共同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厘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困境的文化根源，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独特功能与意义。
一、世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融合与冲突
（一）文化是普遍性本质规定与特殊性实存类型的统一
确证和维护自由是文化的深层本质。长期以来，对文化的追问陷于纷繁复杂的特殊文化现象之中，产生了数百种的文化定义。以往这种定义文化的活动把对象置于“特殊文化现象中的游移和串动”，使文化研究“错过了本质认识的机会”。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对文化的追问归结为对人之本质的追溯。人，是自为性的自由存在者，“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文化是人在因应和处理与自然、社会、他者以及自我等关系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突破自然必然法则宰制，实现本质（自由）力量不断对象化的成果。文化与自由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由人创造、为人服务，对人之自由的确证和维护就是文化的本质与普遍性根据。
文化类型是文化存在的实然形态。人，是一种有限性的存在者，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结成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有形的共同体，也有无形的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面对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发挥各自能动性，确证和维护自由的思路、方法、手段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类型是特定共同体共有文化的核心特征丛，主要体现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社会心态等方面。时代不同、地域环境不同、民族历史传统不同，其文化内容、要素及其关系结构不同，文化就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具有不同民族地域特征与历史时代特色的多样特殊文化是文化存在的客观真实形态。
确证和维护人之自由是各种文化的普遍本质，而不同类型的文化在确证和维护人之自由的条件、方式、方法以及程度上却是特殊的。共同的本质性规定构成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交流、通约、融合的内在根据，而不同文化实存类型之间的差异则是文化惊诧、隔阂与冲突的直接原因。文化普遍性本质与特殊性实存辩证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普遍性本质规定为具体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提供方向，而具体文化类型或文化形态则是文化本质外化（对象化）的特殊呈现。在实践活动的桥梁作用下，人类文化在普遍性本质规定与特殊性实存形态之间辩证运动，特殊形态的文化彼此相互印证而走向更高的普遍性，从而实现具体到抽象一般，再到更高水平的具体的发展。
（二）从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走向更大的共同体
近代以来，在发轫于欧洲“两希文明”的西方文化作用下，西方国家在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等领域突飞猛进。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大工业替代了手工工场，资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在物质上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走向相互往来和相互需要，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不断克服时空片面性与局限性，追求一种公共性的精神产品。在先进的科技、丰富的物质经济与强大军事实力的助推下，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利己主义思想为核心迎合并服务于资本增值逻辑的近现代西方文化逐步走到世界的前列。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交通与通信的便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殖民侵略，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席卷世界。以西方文化剪裁、压制非西方文化，以暴力方式推行西方霸权文化，将其他地区变为西方世界的附属地，不同历史与民族特色的多样文化被裹挟进入一个虚幻的、畸形的共同体中。
（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导下的世界困局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下的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但同时也激发了不同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扩大到全世界，权力政治、丛林法则、力量均衡、零和博弈、霸权稳定等西方主客二分思维下的理念盛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所到之处，野蛮推广西方生产方式、文化与价值观，许多固有的、封闭的、地方性的文化被连根拔起。长期惨无人道的殖民扩张，转嫁和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文化内在的矛盾。进入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危机愈加凸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上的深层问题。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资本通过所有权机制完成对经济的控制，通过国家权力分立制衡和军队国家化完成对政治的控制，通过媒体私有化完成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形成由资本集权的新资本主义模式”。进入21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备受挑战。经济全球化让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彼此形成连带效应，战争危机、民主乱象、贫富差距、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已经上升为全球性问题。面对全球性问题，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使用的资源掠夺、矛盾转移、污染转嫁等以邻为壑的手段难以为继。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发展动力不足，全球经济疲软；地区发展不平衡，影响世界和平稳定；全球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发展新形势。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层结构出了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与治理机制出了问题，出现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当前世界困局在于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单元中的人们已然处身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中，但是仍缺乏一种“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一些国家、民族认不清彼此之间的连带效应，过分追求自我利益优先性，无视甚至损害他国利益，造成世界范围内利益与资源单向流动，发展严重不均衡，进而危及共同体的良性运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根源于西方文化中“主客二分”的固有思维，根源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理念，根源于自由主义的人性神话，根源于维护资本逻辑的社会制度架构。要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需要以一种新的共同体观念，构建一种新的真正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引领文明新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文明发展新方向
现代科技与资本增值逻辑的结合催生了经济的全球化运动，世界在客观上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地球村”。但是，这一畸形共同体没有促进国家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同步发展，也没有让所有人共赢共享现代文明发展成果。随着旧殖民体系瓦解，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面对人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重大问题，中国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具有引领国际秩序建构与文明发展新方向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立足国际发展新形势与新要求，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年12月5日，习近平在同国外专家代表座谈时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随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及并系统阐述“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G20）圣彼得堡峰会的发言中，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年9月28日，在纽约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作了系统的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中国不仅在理论和观念上反复向周边国家、向亚洲、向世界表达和阐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等具体倡议和行动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并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中写入联合国决议。
（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
在国际力量发生深刻变换的进程中，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寻求共同发展，应对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也是情感共同体。可以从时代背景、哲学基础、价值指向与实践路径四个方面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休戚与共”的国际体系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客观前提。共同体及其思想古已有之，但是“休戚与共”的特性却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产物。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打破了农耕文明孤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状态，各民族、地区在相互往来中越来越相互依赖。特别是，随着经济一体化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生产与消费跨国界进行，彼此之间经济相互渗透，一国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国际的共同发展。再加上战争、生态、能源等全球性问题与威胁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无人能置身事外，世界各国人民客观上已经置身于“休戚与共”的整体之中。应对共同的问题与挑战，实现彼此的发展有赖于国际社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迫切需要新共同体意识的牵引。这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客观国际现实，也是时代背景。
“和合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追求共同体内的大同与和平是数千年来人类的共同期盼。马克思指出，人在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决定了人生活在共同体中，并且“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充斥着进化论斗争哲学与功利主义的利己思想。主客二元论的斗争哲学与利己思想渗透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国际政治上形成了我对你错、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与国强必霸的观念逻辑与思维定式。一些西方国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地方性的标准、价值观绝对化和唯一化，并在世界范围内齐一化地强制推行。这是导致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以及西方世界乱象丛生的哲学根源。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和合共生”的哲学基础。“和合共生”是东方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和合”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关系状态，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合共生”哲学主张在承认差异和个性，彼此都是平等主体的前提下追求和平、合作与和谐，实现共赢共生共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承认不同国家、民族差异与个性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合作而实现和谐共生，体现了“和合共生”的东方哲学智慧。
“普惠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强调单一经济因果关系，把多重领域的全球化简化为单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同时这一领域是单向发展的”。经济领域的单向发展遮蔽了发达国家经济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为其宣扬“普世价值”提供了条件和方便。尽管“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虚伪的，但至少仍坚持普世主义的形式。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问题，人类前所未有地处在休戚与共的整体之中。但是，一些国家不愿别人“搭便车”，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以邻为壑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抬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人类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需要一种更有深度和温度的价值观来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指当前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坚持“普惠共享”的价值方向。“普惠共享”价值观强调尊重差异前提下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在实现全人类普遍互利共赢共享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社会最不利者、最弱势者的照顾。国际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
“共商共建”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追溯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我们清晰地看到许多发达国家都曾将自己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与霸权基础上。今天，随着第三世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兴起，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格局正在被改写。在“休戚与共”的现代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或地方的长远持续发展都再也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国家的不发展或欠发展基础上，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已经行不通。国际法赋予各国平等地位，国际事务不能任由个别国家或利益集团说了算。世界命运应当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当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当由各国共同治理。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坚持“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本着有事大家好商量的原则，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共商共建”更加和平、繁荣的世界。因此，“共商共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遵循。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期，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关键节点上，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重大理论贡献。这一理念凝聚和体现人类发展的价值共识，有助于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共赢，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合作共赢的利益观，有助于为世界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国际交往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最主要的动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写好“共同利益”的篇章，厚植利益因子，形成共同意愿，达成合作共识，齐心协力同行，实现互惠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发展的荣辱与共性，这种“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能够对当前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逆潮形成反制。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更合理配置，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兼具国际主义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与条件。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可持续的发展观，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实现人类共同永续发展。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消除冲突的根本，也是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的钥匙。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效果。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狭隘发展观给世界带来了邓小平所说的“东西南北问题”。今天，发达国家消费有限经济增长乏力，而发展中国家生产有限消费长期得不到满足，资源和利益向少数发达国家单向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生产与消费的供需矛盾。全球经济低迷难振，发展前景不明朗，多种逆潮蠢蠢欲动。经济全球化处在新的十字路口，只有秉持正确的发展理念，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和永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永续发展、绿色发展、公平发展、开放发展、全面发展、创新发展、安全发展的发展观，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方向，也为实现人类共同永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其实践意义在于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新方向。长期以来，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盛行，“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将差异等同于冲突，“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这种观念将世界人为地条块化，也从心理和情感上将不同民族隔离开来，傲慢与偏见阻碍文明交流互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同台相遇，人类文明发展有着丰富的可能，也面临新的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主张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倡导“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的新文明观。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只有真正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秉持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人类才能提升现有文明的深度与水平，才可能拥有共同的未来。
三、中华文化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在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格局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五味杂陈”，以“中国威胁论”“中国担忧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质疑甚至攻击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此，要真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声音转变为人类共同的声音，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经济和政治层面，需要深入到绵延久远的中华历史文化积淀，从中寻求文化与价值支撑。文化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社会心态等方面。下面主要从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社会心态方面谈一谈中华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与意义。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地秉持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思想。中华文化中的“恕道”思想强调彼此互为主体，主体之间承认差异、相互平等、和而不同。这一思想内蕴着彼此尊重、平等相处、换位思考、仁爱和合、天下大同的人道精神与人文追求。这些理念追求贯彻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就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就是“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在人与社会层面上体现为“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体现为“仁心和善”的道德观。千百年来，这一“恕道”思想已经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也已被西方世界认定为道德“金规则”。当今人类已经处在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也越来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绵延久远，讲礼仪、尚和谐、求大同，“在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文化中的“恕道”思想有助于纠正当前国际上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与价值理念支撑。
发挥中华文化的思维特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思维。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深层本质，对人类行为起支配作用。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特别看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汤因比看重中国人的精神与思维方式，但是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详细展开论述。在我们看来，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突出整体主义思维视角、辩证逻辑的思维进路以及历史主义的思维习惯。比如，“天人合一”体现了整体主义思维视角，“阴阳和合”体现辩证逻辑的思维进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体现历史主义的思维习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在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视角，也即把世界、全人类当作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努力“求同存异，扩同减异”。要从全球、全局的高度来平衡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利益和关系，追求整体与长远发展，避免陷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误区。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运用辩证逻辑的思维进路灵活协调自我与他者、整体与局部、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与关系，避免“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对立思维与零和博弈逻辑。另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要坚持历史主义思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应当坚持用历史和发展的思维“共同而有区别”地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
彰显中华文化心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健康心理基础。社会心态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生长、形成和发展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制导着人们的深层人格、思维定式和行为取向”。中华文化“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培养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自强不息的精神、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多民族共同生活，东西南北差异大，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品格。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成就了中国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经典，印度佛教东传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大唐盛世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开放胸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文化精神，支撑中华民族敢于直面一切不幸和困难，使我们总能在绝境逢生并一步步走向强大。中华民族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华文化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凝聚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经验、心理和智慧。当今世界，全球化使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中。全球化催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大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尽管不同，但却有着相似的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理性平和、乐观积极、共享共赢的心理基础。中华文化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能够为世界各国、各民族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借鉴、参照，甚至是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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