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永仁，现定居在烟台。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前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分局政研室主任。从教十六年，后来一直在工厂机关和政府机关工作到退休。工作期间，经常有论文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上，并主编过《北大荒明珠》一书。退休后常练习写作，以求生活丰富多彩。

一九六九年冬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弯弯的月亮爬上了西山，好像要坐在山顶那高高的三角儿架上似的。深蓝色的夜空繁星闪烁。白雪皑皑山峦间林海茫茫，黑呦呦的更显得神秘莫测。山角下的村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在这无风的夜晚里显得更加宁静。

刚吃完晚饭的伙伴儿们有的猫在家里看书，有结伴儿走出家门准备掏家雀儿。正在这时，西面大架子山下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升到高空后拖着长长的尾巴落了下来，在夜空里格外显眼。在外面玩儿的伙伴们几乎都看到了。大家第一个念头就是有特务活动。此时珍宝岛事件还在发酵，两个敌对国家都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我们那里距珍宝岛的直线距离也就一百多公里。地处边境地区，气氛十分紧张。大家对敌斗争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敌情就是命令，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走，去抓特务，马上就变成了大家的实际行动。

不记得有人精心组织，也没有高声喧哗、惊讶喊叫，大家分头挨家去通知，不一会儿以青年团员为主体，学校高年级同学参加的一百多人的队伍已经快速行进在去大架子山的路上了。这是一条上山砍柴形成的小路，是人们在雪地上用脚踩出来的，也就比爬犁略宽一点儿，两个人并排走有点儿紧张。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小跑着，有的手里提着棒子，有的拎着斧头，也有赤手空拳的，没有人说话，只有鞋与雪地摩擦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和呼呲呼呲的喘气声。

那一年我十四岁，在这个队伍里我的个子不算矮，但年龄应该是最小的。手里拿的是家里的烧火棍。没有一丝胆怯，有的只是兴奋。盼望着能亲手抓住特务，看看特务是不是电影里那个样子。走到山脚下路就没有了。队伍分成了两拨，多数人延着山边儿往南绕行。另一拨人顺着山沟往西南方向直插。这么走距离最近，但要翻过一座山，趟更深的雪，付出的体力更多。走这条路的多是棒小伙子。我和多数人是延着山边儿走的，前面的人踹着雪走，比较吃力，我走在后面，雪已经被前面的人踩实了，但也浑身是汗了。本来是可以走大路的，从前屯儿绕行。这样等于走了一个直角弯儿，路要远出很多。

当我们走到西山果园儿的时候，正巧赶上前屯儿的队尾。前屯儿和我们是一个连队，是连部所在地。前屯儿离大架子山更近，路也好走些。两股人流汇合在一起，队伍壮大了，路也宽了。没有交流，大家争前恐后往前跑，行进的速度更快了。不知道为什么前面突然停了下来，后面的人还在往前走，人员开始集中。

停下来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宽阔的草甸子，草已经枯萎了，地上全是冰，基本上没雪，有利于人员集中。这里是典型的山沟儿，西面不远就是我们这里最高的山——大架子山了，山上的地标建筑，地质队测量用的三角架（也有说是航标的）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南北两面的山不高，林子很密，两山的距离不超过三百米。天然屏障围成了一个临时会场。直插翻山的那拨人已经到了一会儿了。拦住去路的是去年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副指导员谭传学和学校新来的天津知青老师李增文、郭恩元。

人聚齐了以后，谭副指导员开始讲话，告诉大家这是一场演习。此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开始议论纷纷。一阵喧哗过后，谭副指导员开始对这次演习进行了总结：说这次演习非常成功，比预想的效果好。大家行动迅速，配合默契，秩序井然，体现了良好的战斗作风，还特别对先到的几个同志提出了表扬。最后是大家齐呼口号：“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在静夜的山谷中回荡，更加嘹亮，更加悠长……

归途中没有了那份紧张，也没了纪律约束，但却多了几分兴奋，大家说着、笑着，打着，闹着，没有一丝疲乏，六七里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回到家里兴奋劲儿还在延续，并永远的留在了记忆里。

说来也怪，那几年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信号弹升起。但绝对不是演习。抓特务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扑空是经常上演的游戏。仔细想来，哪个特务能等你来抓？那一定是一种定时装置，不过是在渲染战争气氛，扰乱军心的一种把戏而已。我们不止一次“上当受骗”，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懂得的太少。人家已经在太空行走了，我们还在玩儿解放前的战斗游戏。而且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甚至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路人。

那是一九七零六月的一个下午，上班的钟声刚刚响过，人们聚集在大井附近的大路两旁，拎着锄头准备下地。这时候一个陌生的青年人正好从这里路过，看到人们注视的目光顿时紧张起来了，越走越快，最好跑了起来。“他跑什么？是特务吧？”不知是谁说了那么一句，几个年轻人顿时来了精神，跑着追了上去。徐景生、刘老七跑在最前头，在北甸子头上给拦了下来，问他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青年人吓坏了，嘚嘚瑟瑟地说：他是修七星河大桥的工人，要去山北的偏脸子屯儿去看舅舅。

“你有介绍信吗？”徐景生问他。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出门都得开介绍信。青年人说没有。“那你家是哪里的？”刘老七也跟着问。大家七嘴八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一会儿就把青年人问蒙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大家也越来越感到这个人可疑，刘老七张罗着要回家拿绳子把他绑起来送到连队部去。

那天铲的是三号地，和青年人跑的是一个方向。这时候大队人马都上来了，大家都围着看热闹。巧的是李婶儿是从偏脸子屯儿嫁过来的。她感到这个青年人有点面熟，也上前盘问。“你舅舅叫什么名字？”“王忠仁。”青年人回答到。他看到一个中年妇女问他，态度也挺和蔼的，就不那么紧张了，回答起来也流利了。“你妈叫什么名？”李婶接着问。“王忠琴。”小青年人赶忙回答。“你认识小柱子吗？”李婶儿问。“就是我呀！”青年人一脸惊喜。“我是你二姥爷家的大姨呀。”李婶儿告诉青年人。青年人也想起来了，“是大姨！小时候我常上二姥爷家去，你老给我煮鸡蛋吃。”这个青年人竟然是李婶儿多年不见的外甥。李婶儿说他不是特务，我担保。这才避免了一场大误会。青年人千恩万谢地走了，为了这事儿，大家伙儿晚出工有半个多小时。在往地里走的路上几个小年轻的还在议论着。

为了防止特务和阶级敌人破坏，各地方的人口管制是很严格的。来了串门的都要报告登记。查夜更是常有的事儿。有时候是上级统一安排，有时候是连队自己搞的。上级统一安排的，要挨家挨户的查，而且要封锁各个路口。

连队自己搞的是重点排查。主要是地主，富农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查夜一般都要等到十点钟以后。由连领导带队，七八个人一伙儿，拿着大号手电按计划排查。查夜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肃静，尤其是到了人家门口的时候。查夜一般都是用手电筒从窗户往里照。查看有没有异常情况，有情况进屋盘查。没有情况就走下一家。那时候家家夜不闭户，都是独立房屋，有自家小院儿，不挂窗帘，查起来很方便。大家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更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说来也奇怪，经常查夜，竟然没碰上一次男欢女爱，如果真的碰上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呀！那个超体力劳动的年代，人们上炕倒头就睡，真的少了不少生活的乐趣。但也有突发情况发生。一次查到马念海家，他被手电的光亮惊醒了，突然从炕上站了起来，没穿裤头，男人那点东西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一览无余，几个女孩子吓得扭头就跑。马念海可能忘了没穿裤头了，还大声喊着“谁呀？进屋吧”。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最苦的就是看守路口了，一般都要守到第二天清晨两三点钟。夏天蚊虫叮咬，春秋衣单夜寒。关键是这都是尽义务，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大家守在隐蔽处，只能坐在地上，还不能过多交流，枯燥难耐，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很慢。熬到点儿了，大家只能到值班室小憩一会儿。值班室只有一铺炕。难分男女，大家只能挤在一起睡。有时候人多，男女紧挨着合衣而卧。真没听说过谁有过非分之想，也从来没发生过性侵事件。那时候的人真是这样的单纯。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多了，视野开阔了，当年的事儿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幼稚。但自身经历过故事依然不愿意忘却。也愿意与您分享。您会笑话我吗？

本栏编辑：马才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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