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过的三次“远门”
文│何志宽
我的母亲一生中仅出过三次远门。
第一次是为了家计到离家百余里外的草滩拾草。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那年头粮食不够吃，连草都也不够烧。乡下人除了用庄稼的秸杆当烧草，别无其它燃料来源。因此烧草和粮食对于乡下人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为了给家里储备些烧草，母亲和庄上十来个妇女到离家一百多里外的海边盐圩底下拾草。那时妹妹还不到两岁，就放在家里给奶奶和二叔照应。由于妹妹从没离开过妈妈，这乍的离开，可闹人啦！加上春天天气变化大，乍暖还寒，不几天妹妹就病了，开始发热，后又拉肚子。这可把奶奶给急坏了，草滩离家那么远，一时又没去那边的人，唉！看奶奶那个急哟…….
再说母亲在那儿，白天忙着拾草，顾不得多想；可到了晚上，睡在那用草捆垒起的窝棚里，刺刺戳戳的，再加上草滩上蠓虫、蚊子的叮咬，哪里睡得着！那心早就飞回家里，一闭上眼，便隐约似听到了妹妹在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妈……”。一连多少个夜晚，母亲就这么想着，熬着；熬着，想着。突然有天夜里，她梦见妹妹病了，那以后，她连拾草的心思都没有了。第十天的傍晚时分，村上来了送粮食的人，捎来奶奶的口信：妹妹病了，要母亲回去。这一夜，母亲连眼都没合一下，天刚蒙蒙亮就迫不急待地上了路，迈开那曾被缠裹过的“小脚”，一步步向百多里外的家赶来。晌午时，母亲风尘仆仆地踏进了家门，一头扑到床前，抱起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母女俩顿时声泪俱下。泪水顺着妹妹的脸颊直流到脖子里，将胸前的衣襟洇湿了一大片……
一九七一年秋天，是我当兵的第二年，每月一封家书还是不解母亲那思儿之心的急切，她一心要到部队来亲眼看看我。我的部队在皖南的一个山区里，离家逾千里。母亲不识字，还要带着不满四岁的七弟，家里人全为她担心。这时，刚好邻庄一个在南京工作的熟人，休完假要回南京去，家里人就把母亲托付给他带到南京，并将母亲送上去芜湖的火车。
晚上八点左右，火车到了芜湖车站，母亲跟随人流出了站。接着是要坐汽车到宣城，可那时芜湖的汽车站在市区的最东南边，相距西北边的火车站少说也有二三十里地。母亲第一次来到这城市，哪里分得清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公交车是什么。她就拿着我写给家里的信的信封，指着那上面的地址到处问人。由于讲不了谱通话，多少人也听不懂，有的含糊一应，顺手一指，母亲就要跑上几多冤枉路。夜里，天又下起了小雨，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母亲背着七弟，又提着个包，不停的问，不停地找……一直到天亮，才遇到一位军人帮带到芜湖长途汽车站；那军人又帮母亲买了票送上车，并嘱咐她：到宣城下车后直接找邮电局，他们会帮打电话到部队的。到了宣城，母亲真的找到了邮电局，又递上了那已经破烂不堪的信封…….
是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我在连队接到了宣城邮局打来的电话，听到了母亲急切期盼的声音。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电话里与相隔百里之外的儿子说话。后来母亲说，她听到我的声音时，眼泪不知怎的就下来了。当我在邮局见到母亲时，看到她那一身疲惫的样子，我的泪水下来了，而母亲却笑了。她拉住我的手，摸着我的头，上上下下地看个不停，脸上的笑容让我今生难忘！
最后一次，母亲是在我们兄弟几个护送下走出家门的。这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天，母亲已被确珍为口腔鳞状细胞癌，而且已是晚期。她从我们与医生的窃窃私语和表情上已明白了自己的病情，当我们要陪医院时，她极力拒绝：“我这病不用再瞎花钱了，七十好几的人了，也死得着了，犯不着让你们一起跑这跑那地耽误时间。”可我们兄弟几个怎么能忍心呢？早在一年前，母亲自己觉得腮上有个“硬垫子”，害怕不是好东西，可我们都很大意，以为那是嘴里的假牙给磨的。医院门诊了一次，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后又给一个当医生的亲戚看过一次，那亲戚也这样说，于是大家都认为那“垫子”是假牙给磨的。
可现在我们只能悔恨当初：当初为什么不多想一点呢？也怪那医生，你们怎么也那样的轻率了呢？那时只是个小手术啊！可是，现在悔恨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带母亲去治疗。于是我们好说歹说才将母亲劝上了路。
医院里，通过检查，医生要求做放疗。开了单子，七弟去缴了钱，大概是两千七八百元吧。母亲听说这么多钱，又不要看了。她趁我们没注意，独自跑去找那坐诊的医生，要人家把钱给退回来，搞得我们兄弟几个心疼得难过。
放疗要一个月的时间，医院里没有床位，在热心人的指引下，我们在一个巷子里找到一出租屋，租了个床位。又把那吃的，用的都买了个齐，正商量着轮流陪护的事，母亲又说了：“现在我已听你们的了，住下来看吧，你们都回去，各有各的事，我现在能走能动能自理，须不着你们陪，等不行了再说。”那屋子里不少病友也说：“老太太现在一个人行，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帮着，这里人多也挤得很。”这一来母亲更坚定了让我们走，于是我们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可是谁又会真的那么放心呢，每隔一、两天，就要去一个人看看，好在兄弟人多，轮着去呗，还有那儿媳妇们也结伴去看望过几回。
有天夜里一点钟左右，我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当我慌忙拿起话筒，只说了声“喂！”那电话就挂断了。那时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一下子把我急得乱转，满脑子不祥之感。我忙打电话给在邮局的儿子，让查刚才打来的号码。一查是连云港市的公用电话，可回打过去却无人接听，这更让我焦的慌。打那，我怎也睡不着，心总也放不下。天还蒙蒙亮时，我就到了车站，那车站的门还没开呢！上午九点多，我匆匆赶到出租屋，母亲不在，病友说做放疗去了。医院，在治疗室见到了母亲。她一脸茫然：“昨天七儿刚来的，今天你怎么又来呢？”我笑着把夜里的事说了遍，她才不那么责怪。中午，母亲还为我做了我喜欢吃的豆腐蛋花羹汤。
一个月的放疗结束，我和七弟把母亲接了回来。母亲还是那么坦然：“我这病你们也不用费神，是不容易看好的。那么多有钱有权有名的大人物，得了癌病不也是死吗，他们是没钱还是没地方看啦……”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趁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多陪一陪，多体贴体贴，让她老人家多感受些儿女们的孝意，多感受些人世间的温暖，我们仅此而已！
啊！母亲，您对我们儿女的爱是这等的铭心刻骨、经年不渝！为着我们，您竟是那样的无畏无私！
编辑│刘厚霞
审校│龚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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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宽，响水县小黄河人，笔名：今无心、小黄河。种过田，教过书，扛过枪，抡过锤，跑过码头，流落过街头。年退休后开始习作，先后在省、市、县、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为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响水县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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